广东放生协会|读《列子•说符》有感

《列子·说符》

（摘录）

邯郸之民，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，简子大悦，厚赏之。客问其故。简子曰：“正旦放生，示有恩也”。客曰：“民知君之欲放之，故竞而捕之，死者众矣。君如欲生之，不若禁民勿捕。捕而放之，恩过不相补矣。”简子曰：“然”。

读《列子·说符》有感

——鸽子

放生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是中华民族善良、亲和本质的表现之一。虽然人们对放生有着褒贬不一的评说，而大众放生依然代代传承，千秋永续，且在众说纷纭中凝结出底蕴丰厚的放生文化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束奇葩。

战国时期的思想家、文学家列子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：邯郸的百姓在正月初一向赵简子（原名赵鞅，生卒？ - 前 476 年）敬献斑鸠，简子十分高兴，重赏了他们。客人问他什么缘故，简子说：“大年初一放生，表示我对斑鸠有恩德。”客人说：“老百姓知道您要释放斑鸠，因而互相争着捕捉它们，被杀死的就更多了。您如果想要这些斑鸠生存，不如禁止老百姓去捕捉。捕捉了又释放，恩惠和过错并不能互相弥补。”简子说：“是这样的。”故事虽时隔那么遥远，情节却依今如此贴近。两千多年前讲的故事，对当前误解放生概念和不讲科学放生的人们，仍是活生生的启迪：

一是放生是中华民族的本土习俗

赵简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、外交家、军事家、改革家，晋国六卿之一，赵氏领袖，后来战国时期赵国的奠基人，对放生如此热心，凭他的影响力，当时热衷放生者应该不会独一无偶，可以推论当时邯郸已有放生的习俗。赵简子卒于公元前 476 年，也就是说该故事的发生距今应有 2492 年以上。

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传说纷纭，中国史书最早的记录为公元前二年，大月支国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中国的首都长安，口授佛经给一个叫景卢的博士弟子。而一般公认开始于汉明帝的求法。史籍记载，汉明帝永平七年（公元 64 年）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，公元 67 年同两位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竹法兰回到洛阳，带回经书和佛像，并开始翻译经书。同时以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命名建造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。赵朴初说：“佛教的传入中国虽不始于汉明帝，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，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，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，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年代。”还有，《梵网经》中第二十戒为“不行放生戒”，是佛教最早译成中文的推崇放生的经书。该经现存诸本，皆署名鸠摩罗什译。鸠摩罗什（生卒 344-413 年）译经事业主要进行于后秦弘始三年至十一年（公元 401-409 年）。可见赵简子放生的时间起码要比佛教传入中国早 500 多年，比佛教推行放生早 800 多年。况且佛教融入中华文化以后，其放生素食才更得以发扬光大。因此，把放生行为当作佛教的“专利” 是没有依据的。放生的词义是释放鱼鸟等动物到自然开阔的公共空间，是一个表达客观行为的名词。虽然由于佛教对放生格外推崇，目前热心放生的大众确实信佛群众居多，但是也要看到，我们的老祖宗有放生，道教有放生，政府的增殖放流客观上也是一种放生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生态的恶化，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生态文明的国策深入人心，越来越多的单位、民众加入了放生的行列，放生习俗更是蔚然成风。

二是放生的主流意识是亲和向善

赵简子的客人不但关心物命，而且谏言献策，因势利导，其善意不言而喻；赵简子身为权贵，叱咤风云，如果只为自己痛快，区区斑鸠死了算啥。可他不仅心怀发恩泽于小斑鸠之善念，更难能可贵的是因为放生方式不当挨了批评，能够正视过错，虚心接纳意见，可见为善之真；讲故事的列子是道家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，其学说本于黄老，归同于老庄，成为介于老子与庄子之间道家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传承人物。他讲的故事有两个含义，一是出自对斑鸠的关心爱护，引导人们放生要考虑前因后果，不要本末倒置。二是教导人们对待事物要着眼根本，注重实效，不能浮于表面，流于形式。而不是一味反对放生；后来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也有“仙道贵生”的理念，主张慈爱一切，不伤物命，倡导“随缘放生，择物放生，随时放生”，也是遵循自然，保护生态，珍惜生命的大爱体现。从中华传统文化看，中华民族是认同因果关系的，明白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道理。大众放生的主流意识是通过行善达到修心、养身、积德、祁福、消灾等心灵安慰，不会主观上以作恶的方式来祈求好报的。当前大众放生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，主要原因在于科学放生的知识普及不到位。至于个别刻意任性放生的特例，可比喻为有人利用公益事业牟利，有人假借救灾抢险行盗，有人通过网络平台诈骗，可不能就说公益事业、救灾抢险、网络平台都是坏事。因此，我们要领悟列子的教诲，从本质上看问题，不要受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，不能因为有人释放老鼠、毒蛇、清道夫、巴西龟就把大众的放生说得一无是处。

三是放生的观念方式应精进日新

故事中赵简子听了客人的劝导和建议后表示说：“然”。史书记载，赵简子专国事，致力于改革，为后世魏文侯李悝变法、秦孝公商鞅变法和赵武灵王改革首开先河。他的一个 “然”字，就是对不再刻意放生、禁止捕抓斑鸠的承诺，也是对放生理念和方式的革新。《传》曰：“日新之谓盛德”（《系辞·上》）。我们行善积德 , 也要与时俱进，让善因善果相续。我们现在依然存在因为刻意放生野生动物而造成“抓 - 卖 - 买 - 放” 的恶性循环现象，必须学习简子革新才是大德。古时候养殖规模、繁殖技术和对外交流不发达，没有什么外来种、杂交种和转基因种等不宜放生的物种，放生对象基本上都是本地的野生动物，且自然生态环境比较原始兼容，只要不去诱发人们去捕捉，拯救已被捕捉的野生动物放归自然就是善举，传承至今大家就认为抢救式放生的功德更大。当前，我们的野生动物面临着三大威胁：一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生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大幅萎缩，繁殖、栖息场所遭受污染和破坏，有的物命已经到了无地容身的境地；二是人类违法捕捉野生动物和过度利用鱼类资源，导致野生动物种类和存量减少，不少物种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；三是外来、杂交等强势物种入侵充斥本已极其有限的自然空间，原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，加速了本地物种的锐减和消亡。如果我们想要现有的野生生物和我们释放的物命存活，就必须革新放生理念，改进放生方式。首先是注重保护自然生态环境。在开阔的公共区域放生，要根据放生物种选择合适的放生场所，或根据放生场所选择合适的放生物种，力求所放的物种能够生息繁衍和放生的场所生物结构得以改善。其次是不要利诱捕捉野生动物。政府禁止捕捉、买卖、运销受保护的野生动物，也不鼓励购买除经济鱼类以外的野生动物放生。如发现捕捉、贩卖、运输、食用受保护的野生动物，最好是及时向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举报，由政府依法查处罚没后再进行放生。第三是自觉依法依规科学放生。尽量参照国家有关增殖放流的规定，放生经检验检疫合格的本地原种或子一代。严禁放生外来种、杂交种、转基因种和带有病菌病毒的物种。当前，社会上对大众放生有着一股忧虑思想，有的甚至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，热心放生的大众如何面对？宋代程颢、程颐说 :“君子之学必日新，日新者日进也，不日新者必日退，未有不进而不退者”（《二程集·河南程氏遗书》）。更新放生理念和方式，放生事业就能继续发扬光大；固执刻意和任性放生，放生事业就将受到制约摈弃。

让我们以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国家发展五大理念为指导，继承中华优秀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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